日本首相安倍晋与劳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革命宫殿会面。图/视觉中国

最近，安倍作为日本首相初访古巴。由于和李克强总理访问古巴几乎同一时段，并慷慨地拟免除古巴1200亿日元（约合9.96亿美元）的未偿债务，占古巴全部未偿债务的三分之二。此举被媒体评论称，“日本在西半球开辟与中国竞争影响力的新战场”。

实际上，此“战场”早已不“新”。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刚结束对中南美国家的访问，安倍就“接踵而至”，宣称“在进行高层营销的意义上，我认为拥有6亿人口的中南美是新的地平线”，并对基础设施出口等经济外交表示了积极意愿。按照《日本经济新闻》的评论，“安倍有意牵制正在通过经济支援等举措在中南美提升影响力的中国”。

屡次在中国领导人访问后，安倍接踵而至的重要原因，是对中国不断拓展全球影响力的深刻担忧。在2010年日本GDP总量被中国超过后，这种忧虑更显得不加掩饰。

日本不甘心沦为“亚洲老二”，无疑是主要原因。历史上，中日关系经历了三次转折。第一次，公元663年，中日爆发首次武装冲突：白江之战。此战中国击败了日本，确立了在“东亚秩序”的“盟主”地位。第二次，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颠覆了东亚秩序。第三次，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投降，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破灭。但是，按照日本左翼史家竹内好的说法，“日本人没有败给中国的实际感觉。日本是向盟国投降的，当时的盟国主要是美英中苏，但日本只是向美国低头服输的感觉强烈些，对苏联也是如此。”不愿意向中国低头，也是日本不愿彻底反思侵略历史的重要原因。

另外，相对于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发展，而日本则因通货紧缩等因素导致经济长期徘徊不前，民族向心力减弱。加之日本一些媒体刻意渲染 “中国威胁”，使日本民众产生危机意识。可以说，中日关系的紧张程度和日本对美日同盟的支持度呈正比。数据为证：日本共同社民调显示，2013年初“中日军机对峙”时，要求强化美日同盟的受访者高达75。9%。正是在这种民意背景下，安倍政权在多数民众反对修宪的情况下，以“复兴强大日本”为旗号，采取“迂回战略”，通过制定“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改变日本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政策。但是，重建军事强国的国策，并不为多数日本民众所认可。民调显示，超过60%的受访者反对“新安保法”。所以反对，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日本军费开支连年创出新高，影响民生改善；二是加剧战争危险，影响安定生活。这种矛盾困扰日本民众。

安倍政权同样陷入矛盾。因为，扩充军备“夺回强大日本”需要钱；为实现“入常梦”拉票需要钱；获取日本稀缺的资源需要钱；改善民生巩固权力基础需要钱。但最令安倍政权烦心的，恰恰是钱。“安倍经济学”原定2年实现2%物价的上涨目标，不仅至今无法兑现， 而且2014年4月份增加消费税和今年2月开始实施负利率政策，反而加剧了通缩。2015年，日本对华贸易逆差2.8322万亿日元，不仅连续5年逆差，而且再次创出新高。日本政府负债额超过GDP的230％，今年负债额已达1053.4676万亿日元（约合69万亿人民币），只能“寅吃卯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日本名义GDP规模仅相当于中国同期名义GDP52162.74亿美元的42.91%。免除外国债务是什么行为，不言自明。

日本民众和政府如何摆脱上述矛盾？笔者认为，切实改善中日关系，与中国实现“经贸互利”，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才是明智的选择。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访美时曾经表示，现在要成为军事大国，需广袤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英国不可能成为那样的大国。安倍是否也该想想自己的“金元外交”能坚持多久？

（本文摘自海外网。图片来源：中国青年网  图片编辑：笪曦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