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语出惊人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在本月10日出席“台湾的悲怆年代——从皇民化到二二八”研讨会时，再次掀起舆论波澜。本次柯氏点评350年台湾史，其中最为挑动大众神经的话语，可能莫过于称“国姓爷”郑成功是“台湾精神错乱的代表”。

柯文哲表示，台湾从350年前就开始“精神错乱”，此错乱混杂“苦闷”与“悲情”，其原因是“台湾很倒霉，周围都是强国”；还称台湾“历经郑成功、‘中国’、日本等统治，周围列强挑战太大，超过台湾负荷，台湾只能不断地自我摧残才能苟活”。

弃医从政的柯文哲曾“乖巧”地坦诚，傲慢为自身最大缺点。此次“妄议”郑成功，自然引发历史圈内行家的批评。岛内的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仲孚直批柯文哲的谈话“扭曲”、“混乱”，“没有历史知识，应该多读一点书”。柯文哲虽然不是历史学者，但以今事带偏颇立场度史，表面看是“国姓爷”委屈中枪，若深一点看，柯氏“精神错乱说”史观实际反映出台湾社会内部长期存在的国族认同竞争与错乱，而这也正是深刻影响两岸关系走向的长期性的棘手问题。

二十世纪是民族主义兴起与狂飙的时代。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主义往往具有悲情诉求情结，台湾被清庭割让、日本殖民50年也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两岸自此分治，台湾地区的“中国民族主义”在两岸长期对立与“本土化”民主转型过程中屡受冲击。原本国民党威权治下暗潮涌动的政治性“省籍—族群”问题，随着民主转型的推进而爆发，党外抗争催发的民主化带出台湾本土意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台湾地区的民主动员较少从阶级议题着手，而是走了“省籍/族群—国家认同—统独”路线的快捷动员方式，使得认同政治长期压倒阶级对立与分配政治，成为台湾近30年来政党政治竞争的主轴。

台湾社会对日本殖民统治和“二二八”事件的记忆是分裂的。对许多本省人而言，“二二八”事件象征外来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与统治。在台湾认同兴起的时代，该事件已然成为台湾人悲情的象征，也成为“台湾民族主义”合法性与“国民党威权殖民台湾”等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础；而岛内的外省籍民众由于抗日战争、内战、建设台湾的经验，对日本殖民统治、“二二八”事件及后来国民党统治的历史记忆不同于本省人。如此，以政治立场为分野的历史记忆与诠释，便成为台湾社会认同分歧的一部分。

面对百年来被割让、被“皇民化”、被威权统治的历史，台湾本省民众的悲情意识只是自然生发而出的对外来统治与压迫的不满，而这种悲情意识几经政治操弄，伴随着民主化的喧嚣，逐渐强化了所谓的“台湾主体意识”。

台湾社会的认同分歧可大致分为三个紧密联系的分歧议题。一是省籍分歧，本省籍与外省籍的区分，在较长时间内成为台湾政治分歧的焦点，省籍因素使得民众对不同政党的支持程度出现重要差别。

二是身份/族群认同的分歧，随着1980年代以来两岸关系的和缓，国民党当局所固守的“汉贼不两立”式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台湾逐渐被裂解，政治本土化过程中台湾民众主观上的身份/族群认同已发生重大变动。

从整体上看，“我只是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大幅上升，“我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的双重认同与“我只是中国人”的单一认同都在减弱，尤其是“我只是中国人”的单一认同下降幅度更大，近几年的民调数据均低于5%。这种趋势在各世代均有所表现，年轻世代更是如此。

三是统“独”议题的分歧，台湾的政党体系在近30年选举竞争过程中逐渐形成以国民党、亲民党、新党为主的“泛蓝”，以及以民进党、台联、时代力量为主的“泛绿”两大阵营。

从台湾民众的政党偏好看，两大阵营内部的认同与偏好较为一致。相关研究也显示，台湾民众在省籍分歧、身份认同、统“独”立场与政党偏好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统“独”分歧不仅牵涉大陆和美国的对台政策，也容易连带激起台湾内部的族群对立与冲突，加深两阵营支持民众统“独”立场的固有歧异，并进一步演变为在国家认同上的分歧。

柯文哲原为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在2014年11月的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中，以政治素人的形象赢得台北市长宝座，并在选举过程中营造出台湾选举史上罕见的“柯文哲现象”，显示出台湾地区蓝绿政治生态与内部社会问题转换、新媒体与年轻世代相融合的新趋势。

柯文哲的政治底色为偏绿，但由于其无党籍的外在身份，本可以在当前两岸关系波谲云诡的形势下扮演积极角色。大陆方面自2015年以来也一直对他“听其言、观其行”，且并未中断上海台北“双城论坛”。因此，他在有关历史认知、国族认同方面的表态应该慎之又慎才对。但此次在公开场合将岛内认同错乱的“自嘲”、“自醒”追溯至350多年前的郑成功时代，由“祖上即如此”来印证“当下本如此”，极为不妥。

“国姓爷”若地下有知，恐怕也要拒绝背这个黑锅吧。

（作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本文编辑：洪俊杰 编辑邮箱：shzhengqing@126.com 题图来源：东方IC 图片编辑：雍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