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倪乃先（下）：父亲是幸运的，下半生还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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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作者：高渊 2016-09-12 05:01

摘要：我父亲1994年从海牙国际法院退休的时候，已经88岁了。此前，他还当选了欧洲国际法研究院院士，这在国际法学界的地位是挺崇高的。这是终身制的，一共108人，必须去世或辞职才能递补。

文革中：“乔冠华跟他说，苏联人要来谈珍宝岛边界，你准备一下。他知道，自己不会被下放了。”

高渊：文革开始后情况怎么样？

倪乃先：跟社会上的很多知识分子相比，外交部的老专家们总体上还算幸运。当时，我父亲没有被抄家，还经常上班。

高渊：你父亲也没有被下放吗？

倪乃先：1969年，大批干部下放，我父亲是当时外交部唯一留在部里工作的老专家。他和条法司的三位干部，一起组成了留守小组。

但当时觉得肯定要下放的，我们全家还讨论，如果我父亲下放后，我母亲是跟着去，还是和我一起留在北京。直到那年9月的一天，我父亲去火车站为去干校的同事送行，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过来跟他说，过了国庆节苏联人要来谈珍宝岛的边界问题，要他做个准备。我父亲回来跟我们说，看来他不会下放了。

高渊：那几年你父亲除了上班，平时还做点什么？

倪乃先：他没事就去中科院地理所，去查中国领海中的岛礁资料，把历史和地理结合起来研究。

高渊：这是外交部让他去查的吗？

倪乃先：没有领导让他去做这个，他对这方面感兴趣，可能觉得以后有用吧。后来参与国际海洋法讨论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派上了大用场。

高渊：外交部的人一直很尊重你父亲吗？

倪乃先：后来不少外交部的老同志，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1970年初，周恩来要求查看1918年美国对德国的封锁令，必须在第二天上班时报给他。外交部图书馆留守小组一直找到当天深夜，也没有找到。

这时候，有人突然想到我父亲还留在北京，半夜来问他。我父亲说，你们可以查查《美国国际法杂志》。这份杂志其实就在大家手边，伸手一翻，立即找到了全文。

他们说我父亲真的就是手到擒来，不服不行。

高渊：你父亲正式复出是什么时候？

倪乃先：我记得1972年年初，我正在休产假，他忽然给我看了一张发票，中国照相馆的护照照片发票。我很吃惊，说你要什么护照？他说要去纽约开会。

他去参加联合国海底委员会和随后的海洋法会议，从这时候他又走出了国门，后来一年要出去好几次。

高渊：这是他建国后第一次出国吗？

倪乃先：是的。出发那天是1972年2月22日，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访华的第二天，我们到了机场，还看到尼克松的大飞机停在那儿。一起去的几个年轻人跟我父亲说，您应该请客。我们就在机场餐厅里吃了顿饭，那时候外面吃饭都要粮票，机场餐厅不用。

高渊：你父亲当时的身份是什么？

倪乃先：应该是中国代表团法律顾问，有时候也叫高级顾问。后来中国代表团在纽约买办公用房，还让我父亲帮着看看合同文本。

(晚年倪征燠)

莅海牙：“海牙国际法院法官之间勾心斗角的事情不多，意见摆在那儿，一致就一致，不一致就不一致。”

高渊：你父亲是什么时候当选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的？

倪乃先：1984年11月，第39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国际法院法官的任命，需要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通过。

高渊：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际法院的第一任中国法官吗？

倪乃先：是的。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1946年在荷兰海牙成立。国际法院的第一任中国法官，是当年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徐谟，第二任中国法官就是大名鼎鼎的顾维钧，他当了21年，一直到1967年任满退休。

那时候，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还没有恢复，又正好是文革时期，也就没顾得上参加竞选。

高渊：推荐你父亲当国际法院法官，当时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倪乃先：有些人也是好心，觉得我父亲已经79岁了，又做过眼睛手术，怕他坚持不了。后来让他带一个学生去，作为他的助手。但我父亲很多年来一直是办案的人，他喜欢亲力亲为，自己动手干。

高渊：但他毕竟这么大岁数了，生活上需要照料吧？

倪乃先：一开始是我母亲陪着去的，但她也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我父母半年后回国休假，父亲跟我说，他有点坚持不了，问我能不能跟单位提一下，陪着他一起去？

我当时是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我要向组织部门请假，到1985年8月份就去了海牙。当时请了一年假，没想到在那里待了8年半，直到1994年他卸任。

高渊：你在海牙主要做点什么？

倪乃先：主要是照料我父亲的生活，我母亲后来患肺癌，在海牙去世了。同时，还要帮我父亲整理账务。我父亲的收入是联合国支付的，但当时的规定是“实报实销、结余上交”，账务挺复杂的，我是做企业管理的，这方面还懂一点。

另外，跟我国使馆的联系工作也是我来做的，我可以参加使馆的支部活动。我父亲不去使馆的，根据国际法院的规定，法官不能有政治背景，所以他出国前，连全国政协委员都辞掉了。

高渊：你父亲到任已年近8旬，是不是所有法官里面年纪最大的？

倪乃先：刚到的时候，年纪最大的是苏联法官，他因为和戈尔巴乔夫意见不合，不久就卸任了。那以后，我父亲成了年纪最大的，但从在国际法院的资历来说，还是比较浅的，排在倒数第三。他们法官的座次都是根据年资排的。

高渊：国际法院的总体氛围怎么样？

倪乃先：国际法院首先讲人事关系，相对来说不是那种剑拔弩张的，大家都很有修养。在探讨问题的时候，经常会约在外面吃饭，先摸摸底，也是互相启发。

另外，荷兰政府和女王都会定期请这些法官吃饭，都是带着家属一起去的，大家都玩得挺好。勾心斗角的事情不多，意见摆在那儿，一致就一致，不一致就不一致。

高渊：当时你父亲跟谁的关系最好？

倪乃先：跟波兰法官关系特别好，他为人很好，资历深，学问高，是位犹太人。我们跟美国法官也关系很好，他也是犹太人，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的，是我母亲的校友，他认我母亲是师姐。跟其他国家的法官其实都相处不错。

高渊：刚才你说到你父亲的工资是联合国支付的，收入情况怎么样？

倪乃先：那时候15位法官里面有三种情况，一种是高于原来国内工资的，像中国、苏联、东欧都是这种情况；第二种是本来就在欧美的大学里当教授，基本差不多；第三种是不如国内工资的，日本法官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政府还要给他发补贴。

高渊：当时遇到过特别棘手的案子吗？

倪乃先：一个是苏格兰洛克比空难，还有就是前南斯拉夫，这两个案子都挺紧张的，都发生在1993年，我父亲卸任前一年。

高渊：你父亲当了9年法官，任期算长吗？

倪乃先：有人连选连任当了27年。但我父亲年纪大了，1994年退休的时候，已经88岁了。

此前，他还当选了欧洲国际法研究院院士，这在国际法学界的地位是挺崇高的。这是终身制的，一共108人，必须去世或辞职才能递补。我父亲是1987年当选候补院士，1991年成为正式院士。

(倪征燠在海牙国际法院)

97人生：“那年要不是非典，他的生命还可以再延续下去。当时医院里找不到护工了，护工都逃回家了。”

高渊：你父亲最后是患什么病去世的？

倪乃先：他查出癌症很久了，但最后的直接原因是肺炎。

在1993年11月，就是我们要从海牙回来的前几个月，他发现尿血。但那边的医院都得预约，预约到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了，确诊是膀胱癌。

当时已经快圣诞节了，我去请教当地一位华人医生，是在荷兰动手术还是回国再动？因为我们有荷兰的医疗保险，完全可以在那里治疗。那位医生建议回国动，因为可以中西医结合治疗。

到1994年2月7日任期届满，我们17日就回国了，18日我拉他到医院，马上就开了住院单。

高渊：当时治疗效果怎么样？

倪乃先：我父亲一开始很担心，因为周恩来晚年就是这个病，他以为是很痛苦的。但治疗以后，生活质量挺高的。这个病3个月或半年检查一次，如果看到它长出来，赶快烧掉就行，不致命。后来转到了前列腺，也能治，但要用激素。治疗以后特别容易出汗，他受不了，就停止治疗了。到2003年年初的时候，发现再度转移了。

高渊：当时正值非典时期吧？

倪乃先：是的，那年要不是非典，他的生命还可以再延续下去。当时医院里找不到护工了，护工都逃回家了，没有办法把他搀起来，只能躺在那里插管子，后来是吸入性肺炎去世的。

高渊：在你的心目中，你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倪乃先：小时候因为和他聚少离多，我觉得他很严肃，是个严父。到了后来我发现不是，他很慈爱的，而且很有情趣和品位。

我父亲一生清正，他在当国际法院法官时，联合国发给他的工资，他不是都进自己口袋的，而是严格执行实报实销，余下部分全部上交，应该说数额挺可观的。

在荷兰的时候，当地华人社团过年舞狮，要请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来点睛。他们一看我父亲是中国法官，又是老人，就请他点睛。他很高兴去点了，对方按规矩送了一份“利士”，弄得我父亲很紧张，他说这怎么可以，让人看到我一个中国法官在这儿收人钱，让我一定要退回去。

回国以后也是这样，出去讲课从来不肯收讲课费，他就是洁身自好。

高渊：所以他当年就说过，自己的官声很好的。

倪乃先：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他在上海当法官。他说，经常会有人来请托，有些亲戚朋友也会受人之托，到家来说情送礼。他一听就说，家里不谈公事，有事咱们到法院里去谈。所以，我们那些亲戚朋友都说他官声好，他自己说：“我不吃药的。”

高渊：他有什么兴趣爱好？

倪乃先：他非常热爱生活，最喜欢昆曲，自己还唱。晚年也很喜欢旅游，喜欢到处看看。他绝对不罗嗦，但该说的都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