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反恐形势更严峻了

吴心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所长）： 

“9·11”恐怖袭击事件已经过了15年，这15年至少有三个重要的变化。

一是恐怖主义势力变得更加强大。这从“伊斯兰国”(IS）的发展就可以看得出来。当年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的，是一个激进组织，而现在，我们要面对的IS，是一个政权，15年前，我们不会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二是恐怖主义活动的范围更加广泛。亚洲、欧洲和非洲都已经连在一起，特别是近年来欧洲成为恐袭重灾区，这也是以前没有想到的。

三是现在恐怖主义的手段在升级，资源在扩大，社会基础在扩展。

恐怖主义势力的延蔓在升级，也在直接挑战中国的海外利益，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新形势。

傅小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所所长兼反恐研究中心主任）： 

现在反恐形势总的特点是，IS在全球扩散，国际恐怖极端势力在战乱动荡、地缘复杂的地区盘踞，热点地区的反恐问题更加严峻。

可以说，国际恐怖势力发展出现新的历史阶段。IS现象，实际上也是中东地区政治失衡、经济失衡、社会失秩的极端的病态反应。这种现象也极具传染性与破坏力，特别是对亚非贫困落后、民族宗教复杂的地区冲击特别大。

从恐怖主义力量与结构来看，体现出二元结构——IS控制伊拉克和叙利亚，并向外扩展所谓的“圣战”，并在伊叙以外建立分支，在亚非加盟的团伙有30多个；“9·11”的始作俑者“基地”组织，这些年来其分支也非常活跃。

从范围上来看，与“9·11”时比，现在发生恐怖袭击的国家，或者受灾国要更多更严重。

可以说，IS崛起以后，大致形成五个方面国际共性的安全威胁。一是IS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招兵买马，建立了暴恐政权，成立了国际恐怖主义新的策源地。二是IS 坐地收税，抢夺虐杀，有能力向其他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和战斗支持。第三，IS的极端意识形态蛊惑力大，吸引了很多外国圣战分子。第四，叙利亚以前是IS恐怖分子的集聚地，现在由集聚转为释放。因为IS 在叙利亚的生存地受到压缩之后，一些集聚到叙利亚的外国恐怖分子出现了从集聚到释放的新阶段，回流到各自母国。第五，IS的全球暴恐网络已经基本形成，欧洲多国本土防线连续被突破。恐怖袭击的方式也在升级换代。

美国反恐政策的变化

张家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危机管理·反恐研究中心主任）： 

“9·11”后，美国反恐政策的变化，既有一些宏观变化，也有一些微观变化。

可以说，美国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

美国人真正关注恐怖威胁是从“9·11”开始，15年过去，华盛顿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认识也有所调整。我们可以发现，首先是，美国把恐怖主义威胁从一种非传统安全问题慢慢过渡为传统安全问题，变成了一个政府军队等宏观部门的工作，而不仅仅是传统上反恐部门的工作了。

第二个认识的变化，美国原先将恐怖活动视为偶发性的事件，现在则将其视为一种常态性的事件。最近美国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恐怖主义的威胁将长期共存。当“9·11”事件爆发的时候，人们主要是震惊这样的事件突然发生，现在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新常态”了。

第三个认识的变化，是认为恐怖主义是一种可应对的威胁变化到一种不可应对的威胁。过去美国人看待恐怖主义威胁，认为其他国家要么不民主或者社会治理不好，或者是各种能力弱，而美国是有可能应对的，小布什的反恐政策不仅仅是在反恐怖，其实是全球性的战略棋局——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扩大美国的战略存在。当时的美国人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进入的区域就是阿富汗和中亚，现在可以借反恐进去，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可以借机改变中亚改变中东。现在这种认识基本结束，美国也认为这恐怕是一种不可应对不可消除的威胁。

第四个变化，是外源性的威胁过渡到内源性的威胁。“9·11”之前美国也出现过一些恐怖事件，但美国国内的媒体宣传不一定定义为恐怖主义，比如说极右事件。“9·11”事件虽然规模大、伤害大，但对于美国人的信念打击是小的，并没有动摇其对自己的制度文化、社会稳定性的信心。因为恐怖分子来于外部，利用美国本土的安全漏洞才实施了恐怖袭击。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恐怖事件显露出本土化特征，甚至还有美国的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成为国际恐怖组织的核心力量，这就动摇了美国人的政治信心。这种挑战，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族群关系的冲击非常大。某种程度上，美国大选中的特朗普现象也部分是这一转变后果的反映。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反恐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奥巴马任期前期。奥巴马当年的竞选口号就是“改变”，奥巴马的政策，处处都跟他的前任小布什不同：当时美国的反恐政策，有五个特征——一是从全球到局部；二是把小布什的打击一切恐怖主义变成了特定性的打击反美的恐怖主义；三是奥巴马把反恐战争变成一种战役和战术，更多强调运用高科技的、高精尖的、特种战的手段，而不是大规模的军事存在部署，尤其是地面军事部署；四是把反恐逐渐变为反叛乱和国家精神。奥巴马认为阿富汗问题不是恐怖问题而是叛乱问题，与此同时也把反恐怖逐渐变为传统的安全问题，不再视为一个个案问题，而是整体性问题的反映。

第二阶段是奥巴马执政的后期。一开始他很不主张军事力量，最近他似乎又重新回到老路，重新强调军事力量打击恐怖主义，包括进行一些军事行动；第二是重新强调反恐概念；第三个是重新把反恐怖与地缘政治相结合，特别体现在中东战场上与俄罗斯的博弈；第四个是把反恐与解决一系列的军事矛盾和社会矛盾相结合，过去美国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觉得自己的制度很好，没有问题，现在美国也被迫承认这一点了。

但总体来看，美国承担国际反恐责任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这一定程度上也造成国际反恐合作群龙无首，世界恐怖主义整体的形势将会继续恶化。 

王震（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 

我最近关注的是全球反恐战争的转型问题，全球反恐战争的转型，很重要根源就是美国反恐战争的调整，因为它的政策调整直接联动全球反恐战争的变化，就是全球反恐正在进入新阶段。

美国的调整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我们可见的包括从伊拉克撤军，淡化军事色彩，还有一个层面往往被大家忽视，就是认识的变化，美国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比如说现在美国提“反恐”提得比较少，更多的是提“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慢慢用这个概念来取代原先的概念。

现在马上就要大选，领导人更替之后美国的反恐政策可能就会调整，调整的幅度会多大，值得关注，因为美国政策调整还会引起一系列变化。

欧洲为何成了重灾区

余建华（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 

本·拉丹被击毙并不意味着恐怖主义失去滋生的土壤，特别是最近两年，一些欧洲国家的反恐形势给世人的感觉是急剧恶化。

今天的欧洲恐怖袭击危机，已经不同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现在由意识形态而起的恐袭大为减少，比较多的是极右排外型，还有民族分裂主义，但更多的是来自综合极端恐怖袭击，背景与近年来欧洲出现的移民和难民问题相关。

以法国为例，法国是欧洲最庞大的穆斯林移民群体聚居地区，宗教、社会、文化、经济方面的原因，造成这些移民群体沦为社会边缘，特别是移民的后代，这些移民青年文化教育程度低，受歧视受排斥，陷入了失业和贫困、社会阶层固化的恶化循环，加上这些年伴随着欧债危机、经济不振，他们失业率较高、社会福利减少，与主流社会的关系日趋紧张，摩擦冲突不断，这些年由于中东周边动荡，加上难民和非法移民，这些人的社会困境更加凸显，与欧洲社会主流矛盾日趋激烈，因此很容易被极端思想煽动发动恐怖袭击。

现在，欧洲的恐怖袭击还呈现“独狼”化的态势，但“独狼”并不“独”，因为背后有相应的国际背景。欧洲的恐怖袭击，已经不仅仅是与欧债危机、移民难民危机、伊斯兰极端势力猖獗有联系，也说明欧洲国家社会治理和中东政策的失当。深层次上，在欧洲所谓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情况下，对伊斯兰文明缺乏相应的尊重，也是今天欧洲遭遇恐怖主义危机的重要的社会文化根源。

而从国际上讲，包括西亚北非的中东明显是全球恐怖主义最严重的策源地、重灾区，中东目前这一轮恐袭高涨期，一方面是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出于霸权地位考虑，对中东干预政策的后果，还有就是域内外大国出于地缘政治角逐目的，在反恐问题上执行多重标准，在中东新老问题治理上失当，当然处于转型期的中东国家自身的一些问题也是一个因素。

总之，我们可以把今天欧洲和中东反恐面临的严峻局势，视为一种全球化进程中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国际热点治理失当下的产物，所以说反恐需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我们对反恐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有充分的预期。

傅小强：

欧洲连续受到袭击，成为恐怖主义高发地区，有它的特殊原因，简单来讲，一个，把叙利亚利比亚打乱了，这就把恐怖主义的妖魔鬼怪都释放出来了；第二个，是有社会的土壤，法国、英国都面临着穆斯林移民和族群社会的融合问题；第三个原因是很多恐怖分子极端分子从欧洲流入。

王震：

欧洲为什么频频遭遇恐袭，有几个因素，一个是地理上跟中东非常接近，这是绕不开的，再一个就是对恐怖袭击的防范是失衡的，这跟美国相比是短板。还有就是支持美国，包括很多国家都参与了打击IS行动，你打了就会受到报复。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欧洲现在是仅次于中东的第二大极端分子往中东输送的源头。目前欧洲与中东的人员流动是双向的，一方面是中东往欧洲释放大量的难民，另外一方面就是欧洲往中东战场输送大量的“圣战”分子。

南亚、中亚反恐形势堪忧

杜幼康（复旦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主任）： 

南亚恐怖主义形势可用“点多、面广、根深”来概括。

点多。“9·11”之前，在南亚地区称得上恐怖组织的屈指可数，但现在比较多。

面广。现在的恐怖组织遍布南亚，而且各个地方都发动了不少恐怖袭击。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孟加拉国是恐怖活动的重灾区。除此之外，马尔代夫近期也将成为IS活动的主要对象或者主要目标国。

根深。南亚地区是21世纪伊斯兰中心运动的两大发源地之一。20世纪伊斯兰圣战运动主战场也是在阿富汗。美国以反恐为由发动阿富汗战争，也引起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南亚国家的强烈反弹。IS势力在南亚快速蔓延有土壤。

我个人认为南亚地区的反恐形势相当严峻。第一，由于历史和社会等等原因，巴阿边界地区的“基地组织”残余是一大祸患，这块地方一定程度上是南亚和全球范围内发动重大恐怖活动的策源地。而由于印巴争端，两个主要国家在恐怖主义概念上存在重大分歧。

第二，原先的平衡被打破。美国对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投入都在削减，这意味着遏制当地的恐怖势力的力量或者资金、人员都在明显缩水。这种情况下内外的恐怖主义反而是气势比以前更旺盛，再加上新的IS加入。

第三，形不成合力。南亚主要国家不够精诚合作。

李立凡（上海社科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恐怖主义在中亚，特别是IS在中亚的发展最快，主要是通过思想上的诱惑，重金招募人们去中东作战。此外，该地区大量的极端思想支持者参与了在中东的“圣战”，而且很多中亚人员开始回流。

事实上，在IS的网站上，包括东伊运、东突、中亚圣战者等，有20多个组织表示现在效忠IS。数据显示，截止到2015年9月，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仅哈萨克斯坦就抓获40余名到伊拉克、叙利亚参战的哈萨克斯坦人。 

全球恐怖主义的新特点和挑战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 

当前全球恐怖主义发展，有几个特点。

第一，危机的复合化。今天的恐怖主义问题越来越多地和一个国家内部的治理问题，一个地区的安全结构问题，以及全球治理、全球安全结构联系在一起。这也使得它与其他危机的密切联动，或者是与其他问题的传导效益，或者是叠加产生的效应，就变得更加复杂。

第二，全球和地区之间的联动性。这种联动我觉得体现在几个流上，第一个就是意识形态流，也就是以IS为核心的国际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者，能够通过目前全球互联网时代的媒体，尤其是在欧亚大陆迅速地传递。还有就是人员招募链，资金供给链，信息传递链，武器采购链，在欧亚大陆尤其是中东，到中亚南亚东南亚形成密切联动或者是也可称之为动荡弧地带，形成从意识形态、人员，到信息、武器的联动带。

第三个问题，意识形态的体系化。如果把“基地”称之为恐怖主义2.0，那么IS就是3.0版。当年的“基地”更多是躲在山洞里，今天的IS则集中了伊斯兰世界的一批在神学上有造诣的宗教人士，把伊斯兰神学服务于他的意识形态构建，远远超过“基地”意识形态的构建。

最后一点，就是准国家化和叛乱统治化。当年的塔利班已经体现出谋求实现治理，IS比他们更进了一步，在社会经济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提供这些领域已经具备一定国家治理的能力。

（栏目主编：杨立群。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曹立媛 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