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访梅小璈先生，他在微信中说：“你住在哪里，我过来吧。”

约在北京崇文门地铁口，我等错了一个出口，他电话说：“没事，我马上走过来。”

其实，64岁的梅小璈这段时间非常忙。因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70周年，各方纪念活动不断。

70年前的3月20日，他的父亲梅汝璈从上海启程，搭乘美军飞机前往东京，代表中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他原来以为只要几个月时间，没想到审判历时两年半。

那段岁月，梅汝璈法官经历座次分歧、量刑争议等诸多波折。当年，他有一句话流传甚广：“如果这些日本战犯不能被判处死刑，我只能跳海以谢国人。”悲壮之情溢于言表。

最终，11名法官以6：5的微弱多数裁定，判处东条英机、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

正因如此，后人称梅汝璈为“中国第一大法官”。“东京审判”成了他人生和事业的巅峰，他的故事也被反复讲述。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梅汝璈从东京归来之后，这位顶尖法学家的后半生是如何度过的？

梅汝璈

归国：“我们全家住进北京一处平房，据说是杜月笙当年买给孟小冬的。”

高渊：“东京审判”到1948年11月底结束，梅汝璈先生回国后去了哪里？

梅小璈：先到香港躲了一段。那个时候，国民党政府准备任命他做司法部长，但如果接受任命的话，是一定要去台湾的，因为当时蒋政权在大陆败局已定。

我父亲没有接受，躲到香港去了。当时在中共这边，也有很多朋友在做他的工作，后来到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就有中共方面的人员来联系，准备安排他北上。

高渊：当时有一大批文人都在香港，后来他们分批北上。

梅小璈：对的，还有很多民主党派人士也在香港。我父亲没有他们那么出名，在国内的政治活动里不是那么活跃的，但也有安排。

据说，我父亲在中共人员的安排下化装成商人，坐一条运煤的船北上。半路到舟山附近，还被国民党的军舰截住，要检查证件。护送我父亲的人拿出钱来贿赂军官，结果军官把钱拿走了，没有认真搜查，而且海军的军官也不认识梅法官，要认出来的话，也许就抓走了。

高渊：到北京是什么时候？

梅小璈：1949年底吧。

高渊：到了北京以后，担任什么职务？

梅小璈：当了外交部顾问，后来还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他的工作关系在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在那儿上班，没有什么实质性职务，就是研究一些文件，做点翻译。

外条法司有个专家室，负责人是国际法的泰斗周鲠生，当过武汉大学校长。后来，“东京审判”中担任中方顾问组组长的倪征燠先生也从上海调来这里，那时候倪先生所在的东吴大学已经被合并掉了。

高渊：你们全家到了北京住在哪里，是外交部的房子吗？

梅小璈：我是1952年生在北京，我姐姐梅小侃是1950年生在香港。我父亲是一个人先回来，在北京安顿下来之后，再去香港把我母亲和姐姐接回来。

我们住的房子好像是外交部跟房管局租的，反正房租交给房管局，就在现在的长安大戏院后面。据说我们住的那个平房，是杜月笙给孟小冬买的房子，后来他们都到香港去了。到了文革前，我们搬到建国门外的外交部宿舍，那个时候觉得有暖气、煤气，条件真的是挺好的。搬走之后，那个平房空下来，后来变成大杂院了，据说到80年代，杜月笙的后人还来找过这个房子。

高渊：那个平房是个小的四合院吗？

梅小璈：不是规整的四合院，有西房和北房，东南没有房间，但上面也是青砖瓦的，中间有一个小庭院，不只我们一家住。

高渊：住的条件在当时还算可以吗？

梅小璈：我觉得在平房里算可以的。我们一家四口住四五间房，房间不是很规整，但面积不算小，有时候老家来亲戚住一下，也不觉得拥挤。

房子里还有西式的卫生间，有一个抽水马桶。这在50年代很少见，包括一些很好的四合院里面都没有这个东西。我们边上院子里的卫生间，还是那种需要淘粪工人来清理的。我记得那时候同学来玩，都对抽水马桶的水箱很好奇，这个东西怎么会有水下来，特新鲜。

审判：“我父亲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不以‘密苏里号’签字顺序排，就以法官的体重排。”

高渊：你们祖上有什么背景吗？

梅小璈：完全没有。我父亲是1904年生在江西南昌县，祖父稍微有点文化，当时新式小学刚刚出现，祖父没把父亲送私塾，而是送进了城里的小学。

我父亲12岁的时候，就考到北京的清华学堂，就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建的。那时候，清华学堂是八年制，也没特别分专业，英语的训练比较强。大部分学生毕业后都到美国去留学，我父亲是1924年去的。

高渊：直接考进了斯坦福大学？

梅小璈：对，他在在斯坦福读了两年，读文科基础。然后1926年到芝加哥大学，读了两年就拿到了英美法学博士学位。这个速度应该说是很快的。

高渊：梅先生回来后就一直在大学任教？

梅小璈：他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到欧洲游历了一番，1929年回国，先后在山西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当法学教授。还长期担任立法委员，参与过很多法律的制定。抗日战争胜利后，要追究日本战犯的责任，他被任命为中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

高渊：这里有个悬案，到底是谁推荐梅先生去担任这个职务的？

梅小璈：确实有好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王世杰推荐的。他当过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和教育部长，而且也是清华出身，后来留英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向哲浚先生推荐的。向先生比我父亲大十来岁，他也是从清华出去的，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法学博士。据说当时中国政府选派向哲浚出任“东京审判”中方法官。但向先生考虑到起诉惩治战争罪犯，检察官的责任可能更为重大，加上年龄等因素，推荐清华学弟我父亲出任法官，他自己担任检察官一职。

高渊：接到这个任命，你父亲觉得意外吗？

梅小璈：当时我还没有出生，不是很清楚。其实他就是一个书生，没在政界做过什么大官，也没当过哪个地方法院的法官。他的优势大概就是对英美法律程序比较熟悉，还有就是语言过关吧。但其实当时英文好的人也挺多的，有很多留学回来的。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蒋介石是怎么想的。他是真的重视呢，真的选拔一个人才去，还是走走形式，反正胜败已分，派个教授去就行了，很难说。

开庭首日

高渊：还有一个争议，就是庭审法官的座次问题，10年前拍的电影《东京审判》就突出渲染了这一细节。大多数人都说，梅先生对此据理力争，体现了伟大的爱国情怀。但也有人说他是小题大做，甚至以退出为要挟，是为民族立场而牺牲法律立场，这个过程究竟是怎样的？

梅小璈：我父亲自己专门写过这个过程。一开始，各国法官对座次没太当回事，我父亲认为就是按“密苏里号”上受降时签字的次序来，是：美中英苏澳……多数法官都赞同。

但来自澳大利亚的庭长却不喜欢这个安排，他想让跟他亲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左右手，他提议以联合国安理会五国来排，就是美英苏中法。但马上有人提出，五国应该按英文字母排，中国应该在第一个。

接下来的讨论就乱了。有人说应该按法官资历排，有人说可以完全按英文字母排。我父亲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不以“密苏里号”签字顺序排，就以法官的体重排，我们中国可以换一个比我胖的法官来。

第二天开庭预演，庭长自行宣布座次为：美英中苏法加……并说已征得盟军最高统帅同意。我父亲愤然离席，回到他的办公室脱下法袍。同时，加拿大法官也提出抗议。庭长来跟我父亲说，今天预演先这样，明天正式开庭再说。我父亲当即表示他将辞职，让政府另派法官。

如果这样的话，第二天的首次正式开庭势必延期，必然造成世界影响，这是谁都负不了责的。这样，庭长终于表示，就按多数意见，按照受降签字次序来排座位。

高渊：你怎么看你父亲的座次之争？

梅小璈：当时的状况是，国际舆论都说中国是“假强”，实力非常有限。像美苏英等强国，内心深处是不太看得起中国人的。正是因为处于这样的地位，我父亲就会特别敏感，稍微觉得自己国家的权益受到了损害，就会有比较激烈的反应。

但是，他们这11位法官都受过高等教育，而且都做法务工作，都有一套词令，见面很客气。我父亲在日记里也写了，说中国闹饥荒、打内战啊，他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当时不管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在恢复经济建设，为医治战争创伤而努力。

他说，人家表面上客客气气，教养都很好，私下还不知道要如何议论我的祖国。所以他会这么敏感，这也是人之常情吧。

高渊：还有一个疑问是，最后的判决是如何达成的？据说，澳大利亚庭长主张仿效当年处置拿破仑的办法，把日本战犯流放无人海岛。而印度法官帕尔主张无罪释放，由于这个动议，帕尔成为现在日本靖国神社中唯一供奉的外国人。

梅小璈：我父亲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关于“东京审判”的日记，现在保存下来的就是他初到东京的50多天，他后面还有一行字叫“以下转入另册”，但这个另册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

其中最可惜的，就是关于定罪量刑那一部分没有了。因为这个程序中，检察官是不能参加的，就是法官们的秘密会议。从现在的资料看，庭审记录很详细，但法官会议的记录没有，那时候好像也不录音。当时，除了庭长和十个法官参加，另外有一个翻译，因为苏联法官柴扬诺夫不懂英文，他必须带个翻译，所以一共12个人参加。

我父亲是坚决要求判处战犯死刑的，因为中国人受到的迫害太深了。在他的坚持下，最终法庭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7人绞刑，16人无期徒刑。但除了第一批受审的之外，其他在押的战犯后来都被稀里糊涂放掉了。

1946年，梅汝璈与其他10名法官在远东军事法庭合影

57年：“好像家里电话机没有了，其他的物质生活我没感觉到特别的差别。”

1959年，梅汝璈一家在十三陵合影

高渊：1957年的时候，梅先生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

梅小璈：和当时很多人一样，他也是因为开座谈会的时候提了点意见。一开始是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但后来风向变了。当时好像有人跟他打过招呼，说你自己出来做点检查，或许可以不划右派，多少对我父亲有点保护的意思。

但我父亲的性格比较倔强，他认为是响应号召提意见，而且也不认为他的观点有什么错，这样就互相下不来台。那时候外事口的领导阎宝航还为我父亲说话，他们是好朋友，结果阎宝航也受了批评，被说是“温情主义”。

高渊：你父亲在座谈会上主要提了什么意见？

梅小璈：他主要说了三点吧。一是对待苏联专家的问题。他说有的地方把奉苏联专家为神明，这是崇洋媚外的另一种表现。

二是关于一些具体制度的缺陷。他说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贪污案，这两人的职务不是很高，但贪污的数量却很大，那就是在财务审批制度上本身有缺陷，而不能简单地说是个人品质问题。

三是有些宣传不实。他说经济建设的宣传中不实的成分很多，很多是打肿脸充胖子，有的是做戏、表演，这种情况应该警惕和制止。

高渊：当时你才5岁吧，父亲被划为右派后，感觉家里有什么变化吗？

梅小璈：我很小，看不太出来，好像家里电话机没有了，其他的物质生活我没感觉到特别的差别。

我父亲工资级别降了一点，原来是8级，每月大概200多块，当时算很高了。但1957年以后，好像降到11级，后来又提了1级，那以后一直是10级干部。解放后，我母亲没有出去工作，全家就靠我父亲的收入，当时我也不知道父亲的工资降了。

那时候，因为受周恩来和陈毅的影响，外交部的小氛围还不错，像我父亲那样的老专家还能研究和翻译点东西，周恩来一直礼遇尊重这些旧社会过来的老专家

高渊：当时你家里生活得怎么样？

梅小璈：我感受最深的是，到了1959年我上小学了，开学不久，同学们很爱上的体育课就取消了。本来早上8点钟上课，也被推迟到9点以后了，下午有的时候干脆放假。街道上根据医院证明能领几勺豆浆，邻居们的生活显得很拮据。

我家生活也挺困难的，因为副食品供应都要靠供货证，粮食的质量也明显下降，大米里面沙子很多，在煮饭前要仔细挑。但出现这种情况的，绝对不是我一家，处境不如我们家的太多了。

高渊：划为右派以后，你父亲还继续上班吗？

梅小璈：他还在原来的条法司，并没有下放。后来文革快开始了，外交部里面也闹得很厉害，不少老干部、老专家被不同的造反派挟持利用，我父亲反倒没人管了。

(视频剪辑黄晓洲  题图来源：新浪微博  图片编辑：苏唯  编辑邮箱：shangguanfangt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