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崇明撤县设区工作大会在崇明城桥新城会议中心举行。崇明撤县设区之后，上海也正式告别了辖县的时代。

从更高的视野来看，崇明撤县设区的意义，在于有利于落实国家发展战略，推动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加快发展，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提升上海城市发展整体水平，有利于加快崇明生态岛建设，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此次会议上，市委决定：组建中共崇明区常委会，马乐声任崇明区委书记，唐海龙、林杰任崇明区委副书记。

关心人事的小伙伴可能要问，撤县设区，岗位升格，崇明的领导干部们会受影响吗？因为上海作为直辖市，行政架构是正省级配置，市辖区是正局配置，而县是副局配置，区比县高半格。因此，县级正职岗位为副局级，副职岗位为正处级。崇明撤县设区后，县级正、副职岗位对应升格。

岗位升格，在岗官员自然受益。但上海的情况有所不同，崇明领导干部的职级并无多少影响。解放日报·上海观察梳理发现，唐海龙2014年公示时推荐为崇明县县长人选时，已标明“职级拟提为正局长级”。刚担任崇明区委书记的马乐声提为正局的时间，也是在当时任崇明县县长之时。2013年的公示显示，马乐声由崇明县委常委、崇明县副县长(副局级)，拟推荐为崇明县县长人选，同样标明了“职级拟提为正局长级”。

这属于低岗“高配”。解放日报·上海观察还梳理发现，现任久事公司党委书记的龚德庆，13年前曾任崇明县委书记，他是在2002年由嘉定区委常委、副区长转任为崇明县县长时，职级提升为正局长级的，一年后任崇明县委书记。龚德庆县委书记一职的继任者孙雷，与龚德庆经历类似，从南汇区委副书记转任崇明县委副书记、县长。

彭沉雷的情况稍有不同，他就任崇明县委书记前，是奉贤区委副书记、区长，职级已是正局级。他的继任者赵奇，2006年由闵行区副区长提任为崇明县县长，2013年任崇明县委书记。

梳理过往这几任崇明县党政一把手，可以发现，他们在县委书记、县长任上，无一不是正局级。

出现例外的是更早前任崇明县委书记的盛亚飞。盛亚飞是龚德庆的前任，从1998年至2003年担任崇明县委书记，但资料显示，他是1999年起职级提为正局级的。与盛亚飞搭班的时任崇明县长顾国林却一直是副局级。资料显示，顾国林1997年至2002年任崇明县委副书记、县长，擢升正局级却是2002年调任市纪委常委、市纪委机关党委书记兼干部室主任的事情。而2002年龚德庆接任县长时，已明确是正局级。

由此，大致可以看出，崇明县“低岗高配”现象始于世纪之交，县委书记的高配早于县长两年多时间。

由于工作需要，不仅“一把手”高配，县级副职也高配。比如2013年公示的杨宝良，由金山区委办公室主任的职位上推荐为崇明县副县长人选，当时就已明确“职级拟提为副局长级”。

解放日报·上海观察查询了崇明的政府官网发现，截至目前崇明的县级副职均是副局级官员，但在提任前公示时，这些官员却与区级副职有些许差别，比如下面这位：

还有这两位：

在2013年对林杰的公示中有“（副局长级）”字样，梅云平和薛红去年5月的公示中也有“（正处级）”、“职级拟提为副局长级”字样。不难看出，无论是出任县级副职，还是被推荐为县级正职，他们在县里的现职级和拟任职务后的职级，都要加以特别说明。这种情况，在县级领导公示、任免时，是惯例，区级领导公示、任免时，则不会出现。另一方面，也说明去年之前，崇明县级副职仍有几位是正处级岗位，除了梅云平和薛红，当副县长多年的王菁也是去年3月被提为副局长级的。

当然，最明显的变化是，撤县设区后，不需再高配干部，官员被提拔为区领导时，拟任职务后面也不再需要打括号特别说明了。

 延伸阅读 ：

上海撤县设区进程

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上海行政区划经过多次大变动后，形成了较稳定的“10区10县”格局。

在市郊10县中，最早撤县设区的是宝山，1988年1月原宝山县和原吴淞区合并为宝山区。

1992年9月，原上海县和原闵行区合并为闵行区。

1992年10月，原川沙县以及原上海县三林乡，黄浦、南市、杨浦区的浦东部分合并成立浦东新区，嘉定县撤县设区。

1997年4月，金山县撤县设区。

1998年2月，松江县撤县设区。

1999年9月，青浦县撤县设区。

2001年1月，南汇、奉贤撤县设区。

至此市郊10县仅剩崇明县外，其他都变成区了。如今，崇明撤县设区，县级行政建制在上海成为历史。

（本文编辑 张骏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朱瓅 编辑邮箱：shzhegnqi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