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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人,镇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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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 高明昌 2016-07-17 08:18
摘要:母亲走路风风火火,无法优雅。舅妈呢,捏只鸡腿,兰花指翘得很高,往嘴里塞肉,也是先张嘴,再看看鸡块,慢慢放入嘴巴的,绝无啊呜一口的吃相,蘸的酱油半滴也不会滴到衣衫上

 

我读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乡下人与镇上人的区别了。

 

我的父母是乡下人,我的舅舅、舅妈都是镇上人,乡下人对镇上人毕恭毕敬,镇上人对乡下人爱理不理,但我舅舅、舅妈例外。舅舅、舅妈来了,我们说亲戚来了,左邻右舍说,镇上人来你们家了。当年有镇上的亲戚到乡下来也是光荣,所以舅舅、舅妈一来,母亲要杀鸡,杀鸡是最高的礼遇。鸡杀好后要烧,父母要听他们的话,这只鸡烧几分钟就几分钟。吃鸡了,鸡肉还是血淋带滴的,舅舅、舅妈一边吃,一遍说鲜。父母亲见血不敢提筷,但也应承着说好吃。就这鸡的吃法,乡下人与镇上人的区别很大,我们要烧熟烧透的,舅舅、舅妈觉得烧透了,营养要跑光的,不是最科学。

 

科学对父母来说,当时是离得太远了,因为先要肚皮填饱了再说科学。舅妈对我母亲说,阿姐,你鸡养得好,就是辛苦了,把自己晒成黑炭了。舅妈说鸡讲人,都是无心的,但母亲心里嘀咕,鸡确实是自己长大的,但鸡是要人养的,养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劳动,在日头下做活儿,不晒黑能行吗?乡下人与镇上人的区别,吃鸡是小事情,这外表的区别实在太大了,单看舅妈,白白净净,细皮嫩肉。我母亲呢?黑黑黄黄,皮肤粗糙。母亲走路风风火火,无法优雅。舅妈呢,捏只鸡腿,兰花指翘得很高,往嘴里塞肉,也是先张嘴,再看看鸡块,慢慢放入嘴巴的,绝无啊呜一口的吃相,蘸的酱油半滴也不会滴到衣衫上。

 

 

镇上人的讲话、走路以及穿着,父母没有时间学,我是学不来,但心里非常羡慕,并把这种羡慕放在心底。当年,舅舅、舅妈到我们家的次数是蛮多的,吃掉了好多只鸡,母亲心疼是在他们走后,是在背后的。我不心疼,但我心里不断地生发出许多的自卑来,这种自卑像是种在心里的石头,非常沉重。我读高中时,班级里59位同学中有两位是城镇居民户口,都是女同学,人本来长得高挑,加上穿着不一样,肤色不一样,腔调不一样,我觉得她们特别的“高贵”,弄得我连正眼都不敢看。唯一让我抬头正视她们的时候,是老师表扬我的时候,但老师表扬我的机会实在很少,也不是老师不肯表扬我,而是我值得老师表扬的地方不多。

 

我唯一感到骄傲的是,我在乡下田里拔秧时,在棉花田里摘棉花时,总是清楚地感知到,乡下很大,镇上很小。但大小无关地位,改变不了出生地对你的影响。我高中最后一年,跟着村里的六七位姑娘去了上海第一百货店。大家在门口说好到中午时在门口集合,说着话的同时,旁边不远处一位穿着花里胡哨的上海姑娘指着我们,对着她朋友说,看呀,看呀,乡下人全部出动了。我听到了“出动”那个词,一腔怒火心中来,那个时候,我们看电影看的电影是《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里面讲到鬼子扫荡时常用“出动”,而且都配了怪里怪气、有点阴森森的音乐。我觉得我不是东洋鬼子,我们只是乡下人,不是坏人,凭什么说我们“出动”?那个时候心里确实产生了“最好不做乡下人”的想法。

 

这个“乡下人,镇上人”的故事,延续到了大学。

 

读大学与读高中相反,全班29位同学都是上海人,只有两个是乡下人,一个是崇明的,一个是奉贤的,来自奉贤的那个人就是我。我们穿着比较土,比如夏天穿衬衫,衬衫下摆是不往腰带里塞。大家一看就是乡下人的穿法。看我是乡下人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不会讲“阿拉”。在四年的读书过程中,最被人瞧不起的不是我,而是崇明同学,崇明同学走路的脚有点内八字,内八字比外八字还要难看,另外崇明口音比奉贤口音还要重些。有一次打排球,球落到他那里,他双手一接,球飞到外头去了,一个姓女同学捡回来将球恶狠狠地朝他身上掷去,还骂了一声“戆大”。同学一脸窘相。我走了过去,脚步横跨,一脸杀气,打架的样子十分明显,女同学自知理亏,识相,摆手示意,请求原谅。我那时觉得自己有点“野蛮”,虽然吓人,也有力量,但自知是不会跟同学动手的,至多只是装个样子而已。

 

 

读大学时乡下人与镇上人的区别还是比较小的,而且半年以后,这区别的标志迅速变化了——不是出生地,不是穿着,不是口音,而是成绩了。谁成绩好谁就可以“横”(现在话来说是“傲骄”吧)。考试了,所有人得用分数说话。这个平等啊,真美丽、真公平,也让人舒心。我那时读书愿意吃苦,所以成绩可以。我记得读《离骚》时,第一个背出全篇的是我,大家非常羡慕,来自镇上的个别同学在厕所里向我讨教技巧。其实我没有技巧,我有的是“气”,叫“争气”。后来读长篇小说《复活》时,我做了十万字的笔记,讲评会上,我脱稿讲,一讲就是半天,其他同学的机会都被我“剥夺”了,大家不开心,但说我讲的有听头。这个时候,没有人说我是乡下人了,个别女生也愿意和我说话了,我很开心,很过瘾:乡下人也有傲视镇上人的一天嘛。

 

人呀,只要活下去,后面的事情永远算不准。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奉贤的家乡,来到了一所乡下的老牌学校教初中语文。那个学校有近一百位老师,真怪,学校老师大多数是乡下人,只有几个是上海人,是镇上人,而且校长书记也是乡下人。谁说话多,谁说了管用,就是明摆着的事情。可是,乡下人与镇上人也是一样,也学会了看不起人。比如说麦子与韭菜是怎样的,镇上人回答不准,就笑话别人,这书能教得好吗?其实书教得好与不好,与识别韭菜与麦苗毫无关系,但现在人多势众的一方认为有关系就有关系了;还有人说《看云识天气》的文章教得蛮好,但“天上鱼鳞斑”识哇?镇上人实事求是地摇头,大家就哄笑一阵。但是事情发展到后来,却跟读大学时一样——那些受学生尊敬的、受家长欢迎的、被领导表扬的,教出的学生考得出好成绩的老师,与出生在什么地方,又无关了。

 

 

舅舅、舅妈又来了,最近几次来的目的很清楚,是来看望我父母的,杀不杀鸡已经不重要了。舅妈说,阿姐家的鸡是圈养的,与镇上的鸡,超市里的鸡无啥差别。这个是事实。更实在的是,我父母亲的穿着也发生了变化,父亲穿的皮鞋价钱与舅舅穿的差不多,父母现在也不想高看镇上人了。他们发现镇上人的许多条件并不如他们,比如住家的宽敞,宽敞是心情好的必要条件。另外他们最开心的事情是,有些镇上的人愿意到乡下来居住了,还有些愿意到乡下来买房子了,嘴里也确实听不到所谓“乡下人”的称呼了。

 

父母不懂这是为什么,但他们看得懂眼神,听得明白话里的话。父母说,镇上头实在太小了,乡下头实在太大了。

 

本文组稿、编辑:伍斌  本文图片来源:摄影之家 dreamstime 今日丰南 网易博客  图片编辑: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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