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芳访谈】老馆长激情讲述：瓦窑堡革命旧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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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作者：徐芳 2016-06-30 08:46

摘要：如果没有这个窑洞，可能就没有我……

徐芳：今年是建党95周年，又值红军长征80周年。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组织发起了全国文化记者革命老区子长行，因为瓦窑堡的名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熠熠发光……

王志厚：瓦窑堡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发源地，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地，抗日战争的前奏地，延安精神的开创地，中国革命的第二个红都。中共中央在此居住八个月。

瓦窑堡会议是中国革命道路上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具有划时代意义：

一、统一了党中央领导班子的认识，加强了党的领导能力。

1935年，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上演讲。

会议在讨论政治形势和党的路线策略时，就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等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秦邦宪等人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引经据典，还引用了斯大林的话，说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不可能和无产阶级联合。就这个问题，你说你的，他说他的，分析形势，回顾历史，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抛弃了钦差大臣的制度，开创了党内民主生活的先河。辩论了几天，秦邦宪认同了大家的看法，承认了自己的左倾错误，作了深刻的反省。他用极富诗意的语言加以总结和概括，称：“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他极其坦率地说：我不但在遵义会议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我继续坚持这个错误，保持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1935年底1936年初瓦窑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仍然用“左”的观点，教条主义的方法反对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教条主义坚持到最后，也是我的“左”倾的最后一次。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瓦窑堡会议秦邦宪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标明思想认识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已经完全彻底摆脱了“左”的桎梏，转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他以后又激烈地支持毛的政策”，直到生命的终止。

中央领导班子达成共识，与会同志统一思想，毛泽东很高兴，当即致电彭德怀：

政治局会议（指瓦窑堡会议）开了三天，关于总的政治问题（形势及任务）讨论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可惜你没有参加。明后天讨论军事问题。

中央领导班子统一了认识，彻底结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长期存在的“布派”与“毛派”之争。“布派”，看不到中国革命的基地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决策错误，给革命造成损失。毛泽东说他们“洋房子先生”，“本本主义”，“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从此，这一套“左”的政策离岗了，活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毛派”引领，走中国自己的路。中国的事会办好。就连分裂党，另立中央的张国焘，也在党中央千呼万唤的和谐声音的感召下，同四、二方面军一起来到陕北。

二、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文中关于“总的政治问题”，核心就是在日本打进中国本部，中华民族危亡日益加深的时局下，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用怎样的政治策略来挽救民族生存。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报告都作了论述。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东北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目前的时局最基本的特点。只有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次重要会议，虽然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是抗日反蒋并重，但在赞同拥护这个主张、反对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统一战线旗帜感召下，国民党内大批左派人物、爱国将领、广大民众纷纷赞同拥护的形势下，逐步改为“逼蒋抗日”，再以后“联蒋抗日”，蒋介石最终成为联合的对象，没有像汪精卫一样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从此，高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发动全国民众联合起来抗日，大大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兴起。从此，中国革命开始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转变。抗战爆发后，党领导全国军民，坚持抗战、进步、团结，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主导作用的结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法宝，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大法宝。

三、第一次在党的决议中，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规定为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瓦窑堡会议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决定，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正确的组织路线，保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从而，保证了党的策略在历史转折时期实现了伟大的转变，对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会议提出了几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论点。这些论点的核心是民族和人民。

第一，第一次在党的决议中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规定为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不仅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也是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表、中华民族的代表。党对自己的形象作出了最大的升华。它更清楚地标明了党的性质和任务。当然，过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也包含人民大众的内容，但不如这次的决定能够让人更好的认识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党。党应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大熔炉。

第二，鉴于过去工人出身的党的几个最高领导人，有的不革命了，有的背叛了党的教训，决议提出党员的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的，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看本人的表现。决议指出，“一切愿意为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由于中国是一个阶级落后的半殖民地，农民分子和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但这丝毫不减弱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的地位。”这些论点说明，党已经走出了唯成分建党论的束缚，开始转向了思想建党。这就可以把各种不同出身的优秀人才吸引到党的怀抱中来，为党的事业而奋斗。

第三，决议提出了加强党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共产党是先锋队，先锋队就必须把自身武装起来，把党员教育好，成为各条战线上的先进分子。对党员教育，特别强调对犯错误党员的教育。“对于干部和党员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的错误，不是轻易的给以打击，加上机会主义帽子，以及轻易的处罚他们，而是给以耐心的一次又一次的说服教育。”这些规定，是对过去党内存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错误做法的反思。加强党的学习和教育，提高党的战斗力，是党成熟的表现。党具有了自我批评，自我反省的觉悟，是党成为马列主义政党的重要标志。

四、决定了军事战略方针，正式确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红军抗日先锋军在东渡黄河。

关于军事战略方针，当时有几种意见。有的主张红军应“巩固向前发展”，以巩固陕北根据地为主，逐步向渭水以北发展，寻求与东北军、西北军作战。他们认为过去能够接连取得劳山、榆林桥、吴旗、直罗镇战斗的胜利，以后胜利的把握就更大。有的主张，红军应北出宁夏或包头，同日军争先机，靠近苏联。有的主张到陕南。毛泽东认为同东北军、西北军打，到陕南，还是内战，政治上不利于抗战，到宁夏作战，不如出兵山西向日作战有利。他主张，红军应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大家反复讨论，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党在目前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下，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对日直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主力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是汉奸卖国贼军队，但应估计到在晋绥方面有可能和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战争。在日本占领区及自治区，尽量组织扩大联合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在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是：战略防御时，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战略进攻时，反对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为扩大战果而奋斗，一般原则下，不论防御或进攻，反对只打不走的拼命主义，又要打，又要走，自然走是为了打得好，运动战是基本原则，战略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持久战，反对“拼命消耗”；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连接到明天，把小的联合到大的，把局部连接到全体。

决议同时规定：军事委员会在军事范围内有完全的权力。这就正式确定了军委主席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会后，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去东征。抗日先锋军受到蒋介石、阎锡山20万大军的围追阻拦，没能同日军作战，为了保存国防力量回师陕北。在太相寺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东征我们胜利了，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经费。东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全中国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蒋介石、阎锡山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他们围剿红军的妄图完全破产了。东征是宣传队，它向山西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红军是播种机，在山西32个县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会生根、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抗日先锋军在山西运动战、跳跃战，为八路军出师华北、抗击日寇举行了波澜壮阔的实战演习。所以说，东征是抗日战争的前奏。

五、第一次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明确概念。

1935年，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

决议和报告指出，根据时局发展的需要，中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宣布将自己改变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这就充分表明苏维埃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人民共和国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人民。国家各级权力机关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为人民办事，为人民服务。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决议和报告科学的阐明了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和任务，描述了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党和政府制定颁发了民族、土地、富农、工商业、知识分子、哥老会等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在瓦窑堡进行的许多革命实践活动，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理论和实践上做了准备。

瓦窑堡是人民共和国的摇篮，是党的政策的示范区。瓦窑堡模范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政策，出现了空前的社会进步。没有娼妓，没有小偷，没有抢劫，没有赌棍，没有“烟鬼”。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到处呈现出一派文明和革命的新景象。

中国共产党奋斗14年，工农共和国从瑞金起程，路经遵义来到瓦窑堡；再奋斗14年，人民共和国从瓦窑堡出发，路经延安，西柏坡到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瓦窑堡会议的理想实现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毛泽东对瓦窑堡会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会议期间就说“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在“晋西”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指出：中央十二月决议及瓦窑堡会议决议，符合国际七大决议，中央的工作是与国际决议一致的。中央提出的“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这些口号，是布尔什维克的，不是冒险主义的。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恰如其分的。联俄问题，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但找个朋友更好。故一要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

“中央的工作是与国际决议一致的”，说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关系是密切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说明瓦窑堡会议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典范。会议研制出台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中国革命的三大重要法宝会穿越近一个世纪时空到今天，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战略意义。

瓦窑堡会议永彪史册，永放光芒。

徐芳：请您回顾瓦窑堡革命旧址恢复原貌的过程，从中可以汲取哪些瓦窑堡革命精神？

王志厚：1964年9月，新华社记者来子长采访，他要看中共中央旧址、瓦窑堡会议旧址、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等人的旧居，但当时没有核实确认过这些旧址，并不知道在哪儿。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还差点出了差错，当时的文化馆长听老乡说过，毛主席可能在果树园某处住过，因为那里的马多、电话线多、站岗的战士多等等。记者听说就到那里去看了，但其实那个地方是外国人李德的住处。

新华社记者回京后，就此写了内参。这引起了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派人一起组成了调查组。并请毛主席的警卫员白海山、马振江、贺清华，张闻天的警卫员白应德，周恩来的警卫员任铁栓等来实地查勘，住了十几天，城里城外转着看，但毕竟三十多年过去了，旧址、旧居还不能急忙中确定。同时，也访问了一些老百姓，但因为瓦窑堡会议在当时是秘密的，老百姓只是猜测这里那里像住过“大官”，也不知道究竟。

于是，县里又成立了“瓦窑堡革命旧址恢复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特请老县委副书记徐锡麟为顾问，我们用了三个月时间，在全国各地走访了当年在瓦窑堡工作过的老革命家二十多人，记录了大量的回忆资料，初步确定了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瓦窑堡的旧址、旧居和瓦窑堡会议旧址。1965年到1966年，办公室的人分组到全国各地去外调，访问老干部，到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查找资料。先后访问的老干部就有一百多位。

1966年底，到全国外调的人员陆续回来，我们开始对采访和查找的资料进行反复对比核实，整理研究，最后确定下来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瓦窑堡的旧址、旧居和瓦窑堡会议旧址，共计二十六处。比如毛主席的旧居，我们确定一些标志：第一处旧居，看月台，花墙的位置、方向，门上的字；第二处看防空洞等。

整个旧址、旧居的调查认证过程，用了将近三年时间。之后上报中共中央办公厅批文，再把旧址旧居已有住户人家的，进行同样规格同样面积的置换，由住家选新址，城里城外都有，政府给盖。老百姓都非常支持，一个劲儿地说是是是，行行行，没有讨价还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