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时分，武定路930弄内静悄悄的，老人搬把椅子靠在脚手架边悠闲读报。弄堂尽头是14号楼，问身边女孩，“知道中央特科吗？”她摇了摇头。她更不知道，眼前这栋不起眼的两层红砖石库门小楼，原为修德坊6号，正是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所在地。

图片摄影：海沙尔

这是一支活跃在白色恐怖下的传奇部队，特科队员赤胆忠心、身手不凡，守护着身处险境的中央机关安全。而这些队员，有的日后成长为共和国元帅、将军、副总理、部长，而更多的则为党的事业献出了生命。这支队伍的创建者与负责人，正是周恩来同志。

卖香烟水果的小贩，藏着已上膛的手枪

1927年11月的上海，警车在街头呼啸而过，凄厉的警笛让人不寒而栗。

一块厚厚的窗帘把屋外的恐怖世界暂时隔开，十几位年轻人围坐一起小声开会。11月9日到1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

屋子外，蹲着几个卖香烟水果的小贩。他们无心生意，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四周，货摊下、衣服里藏着已经上膛的手枪。这些是负责警戒的特科队员，一旦出现敌情，就会拔枪阻击，掩护屋内的中央领导撤离。

1927年，对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血雨腥风的一年。昔日的战友举起了屠刀，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有30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

真正的革命者，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擦去身上的血迹，站起来继续战斗。

中共“八七”会议后，中央机关陆续从武汉迁往上海。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和租界巡捕暗探密布的十里洋场，要想长期隐蔽下来开展工作，就要有支强大的保卫力量。1927年11月，29岁的周恩来受命组建中共中央特科。

彼时的特科下设四部，分工明确而又互相配合——总务科总揽各项日常事务；情报科掌握敌人动向；保卫科又叫“红队”、“打狗队”，负责镇压叛徒；通讯科从事秘密联络工作。

这些特科队员，大都是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工运骨干，阶级觉悟高的北伐军战士，以及历经战火的红军士兵。成立之初，年轻队员不仅要学习多种技能，周恩来、恽代英还给他们做报告，帮助队员树立正确的政治立场，培养他们秘密工作的纪律意识。用上海市委党校陈丽凤教授的话说，“是要把中央特科建成党在隐蔽战线上的战斗堡垒”。

锄奸是为了信仰，与钱财无关

堡垒最担心从内部攻破。同样，对蛰伏在上海的中央机关而言，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叛徒告密。革命进入低潮后，一些意志不坚定者和投机分子选择退党。如果他们只是简单的脱离组织，那不过是大浪淘沙，反而让党更加纯洁。但令人不齿的是，其中一些人叛变投敌，不惜出卖昔日同志向当局“表忠”。

1928年4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被捕，劝降失败后被枪决。出卖他的，正是战友何家兴、贺芝华夫妇。1929年8月24日，由于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的告密，被誉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等四名同志被捕，6天后从容就义。

不镇压叛徒，无法告慰烈士英魂，更会使这类行径肆无忌惮。通过内线，情报科当天查明出卖罗亦农的叛徒，周恩来指示“红队”，“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要重证据，党绝不冤枉一个同志”，在对何家兴夫妇监视一段时间，确定他们叛变的情况下，“红色之剑”出鞘予以制裁。“这极大震慑了革命意志不坚定者”，陈丽凤说。

此外，“红队”还先后处决叛徒戴冰石、白鑫以及国民党特务头子王斌、马绍武等人。一次又一次的“亮剑”行动，有力地打击了叛徒和国民党特务的嚣张气焰，对保护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所为的同时也有所不为。尽管身在龙潭虎穴，但中央从没把处以极刑视作常规手段，用周恩来在1929年致山东临委信中的话说，“消灭叛徒，原是我党最后最不得已的办法”。

“锄奸就是为了革命，为了信仰，与钱财无关”，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说。即便是在处决叛徒时，特科队员也不滥用暴力，避免伤及无辜。1928年4月25日晨，“红队”成员借着鞭炮声为掩护，冲入出卖罗亦农的叛徒何家兴夫妇家，在周围居民浑然不觉的情况下，迅速严惩了变节者。

还有一次，“红队”负责人顾顺章得知上海警探在公共租界的一品香大饭店碰头，便打算运几箱炸药炸掉饭店。周恩来得知后予以制止，避免因为波及无辜而给中共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这支“红色之剑”在身处白区的知识阶层和人民群众心中，树立起了“正义力量”的形象。

热点泡饭，就着咸菜，吃了又出去了

繁华的上海滩，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特科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队员们要出入“大染缸”，甚至有时要与狼共舞。

一些党员经不住诱惑，为图享受出卖同志。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提到了顾顺章，“1930年5月中央调我到特科工作，意图是从政治上加强特科。中央发现顾顺章吃喝嫖赌抽大烟，样样都干。他把这些特科工作的掩护手段，变为追求个人享受的目的，日益腐化堕落。”

但更多的党员出淤泥而不染，甘于清贫，严守纪律。

作为特科的领导者，周恩来率先垂范。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中提到，周恩来外出时间严格限制在清晨五时和晚上七时以后，尽量少走大马路，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到公共场所去。他通常装扮成商人，后来又留起了大胡子。尽管敌人把他当重点目标，却始终无法发现他的踪迹。《邓颖超传》中也提到，当时党的经费十分困难，周恩来每月生活费只有12元，邓颖超8元（比她当小学教师时少多了），此外分别有交通费5元和3元，平常吃回“狮子头”也属破费。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也说起了当时的拮据生活，“白天整天在外边活动，夜间要很晚才得回来，有时过午夜十二点。早晨四五点钟，在煤油炉上热点泡饭，就着咸菜，吃了又出去了”。

忠诚的源头是信仰。

被称为“红色大管家”的中央机关会计熊瑾玎，公开身份是上海“福兴布庄”的老板。在不以老板形象示人时，他就脱去绸缎衣服，换上打补丁的外套。经手无数钱财的熊老板，获得了“平生营钱物，一尘均不染”的美誉。

“党组织的很多经费都通过上海运往苏区，特科队员保护着一包包的真金白银”，苏智良说，“他们光明磊落，从没有想过侵吞革命经费”。

特科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当属“红队”负责人顾顺章叛变。1931年4月，顾顺章被武汉国民党特务逮捕。在安排船只送他去南京告密的同时，武汉特务向中统头子徐恩曾发密电“邀功”。这份电报落入了潜伏在徐身边的中共特工钱壮飞手中。之后，在周恩来等人的指挥下，上海的中央机关迅速转移，最终化险为夷。

这一事件，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有位学者提了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假如，武汉特务守规矩不发这封“邀功”电报，那会如何；即便发了，假如那天徐恩曾在办公室没有出去鬼混，电报也就落不到他人之手，那又会怎样？

历史没有假如，但历史的正反面都可资后人借鉴。

1931年，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苏区工作，之后特科工作先后由陈云、潘汉年等人领导。

苏智良说，由于种种原因，现在人们知晓的特科故事并不多。但这不妨碍英雄事迹熠熠生辉，正如莫斯科无名烈士纪念碑上那句话——“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永世长存”。

摄影：海沙尔

（感谢市委党史研究室对本文提供支持；题图：从左至右分别为钱壮飞、周恩来、潘汉年。图片除署名外，其余均来自网络。题图制作：李文萍 编辑邮箱：shzhengqing@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