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世界无烟日，围绕《公共场所控烟条例》修改的争议悄然引爆了舆论空间。据报道，《控烟条例》拟对“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规定做出修改：包括餐厅、酒吧、咖啡厅、茶楼、歌舞厅、棋牌室等娱乐场所在内的部分公共场所可以设置吸烟区。

这一修改引发控烟人士的强烈不满，在媒体报道中直指其为罔顾国际惯例，形容看到之后“非常震惊”，“没想到倒退这么厉害”。

不敢叫好

从《控烟条例》开始征求意见之日起、特别是号称史上最严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之后，围绕公共场所吸烟的争议就不绝于耳。早先北京机场全面取消航站楼内的吸烟室时，已经有一群商旅烟民们大声抗议，甚至有人在朋友圈中和支持派公开对骂，友谊的小船简直分分钟翻到不知哪里去了。

如果说彼时的烟民惶惶乎如丧家之犬，那么现在出了新的《条例》方案，大家似乎可以扬眉吐气一把。不过，在相关新闻的评论下，笔者倒是发现基本上没有吸烟者敢跳出来高调叫好，倒是纷纷表示自己坚决只在吸烟区吞云吐雾，大有“多谢大侠不杀之恩，匹夫怎敢再生事端”的感觉。

事实上，作为一位烟民的笔者，也从来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为“不禁烟”叫好，更不敢为吸烟叫好。道理也很简单：一方面，烟草的危害已经人所共识，另一方面，出于对他人的尊重，应该学会收敛烟瘾。

人性固有其弱点，任何人可能对任何瘾品——咖啡、香烟、茶、甚至毒品——产生依赖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绝对不是几句“疏于自律”就能轻松批判和解释的。反过来说，正是因为对人性弱点的亲身体验，上瘾者也应该学会对健康和行为做一个评估，设定一个理性的边界。

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很愿意遵守这个社会对吸烟做出的种种限定，因为这些限定基本还是有道理的。

惊人的宽松

事实上，纵观历史，现代社会对吸烟已经宽松得惊人了。

出版于2001年的《Forces of Habit》（中文名《上瘾五百年》）曾经简短描述过烟草与社会的角力史。

17世纪，烟草开始征服欧亚两大洲，一度激起政府与教会当局的强烈反对，而且有很多酷刑伺候。比如俄罗斯的吸烟者会遭到鞭笞与放逐，嗅烟草的人会被割鼻子；艾哈迈德一世（Ahmed I）统治时期的土耳其是把烟斗杆插进吸烟者的鼻子，穆拉德四世（Murad IV）则下令将他们凌虐至死。

我国明代在1639年也颁布了禁烟令，一旦发现吸烟售烟者，一律处死。太平天国时期，首次被发现吸食黄烟（还不是鸦片），就会直接被一顿棒打，还会游街示众。

所以抱怨机场不设吸烟室的同志们，你们如果早生四百年，又不幸爱上了这种瘾品，那恐怕就得上天入地四处寻找吸烟之所，否则极有可能被拖出去直接打死。四百年来无数前辈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才换来这个社会对香烟的容忍，实属万幸，也就偷着乐吧。

留一些余地

这些历史也揭露了人类和烟草之间的复杂性。

包括香烟在内的各种瘾品，的确曾以各种丑恶的面目暴露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但经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香烟从开始流行、到被严格禁止、再到逐渐风靡、直至借助商业资本主义之手形成泛滥，到今天又因为现代医学和制度力量的介入而得到控制。这种曲折的发展折射出人性天然弱点与道德理性之间的漫长斗争，而这种斗争正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下，趋于一个微妙的平衡。

比如美国，室内公共场所严禁吸烟，但街头随处可见吸烟点，办公楼外更是一大堆；意大利的露天咖啡馆有很多吸烟者，但如果旁边的人有意见，可以请服务生前去制止；日本的禁烟场所也很多，但小酒馆里吞云吐雾者照样不少。

当然，这种平衡对于个体健康和长远发展来说，也许并不是什么好事；但认清这种复杂性，也能在实际生活中，让吸烟与不吸烟者都能学会留有一些善意的余地。

至于一些不遵守原则的烟民到处吸烟，肆意侵犯他人的空间，这恐怕也有很多修养及教育上的问题，并不是靠一纸条例可以彻底解决的。

很多研究瘾品的人类学和社会学著作中，都会引用安德鲁·韦尔（Andrew Weil）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每个人都与生俱来拥有一种想要转换自己正常意识的冲动，就连儿童也会喜欢把自己弄得晕头转向。这种奇怪的冲动并没有随着人类的进化而被彻底消灭，大概达尔文同志也很难解释得清楚。

如果说学会如何克制这种冲动，是人类生存的本能；那么学会如何与这种冲动共处，则可以视为一种永恒的修行。

这些感想当然不能成为一名吸烟者的自我辩白，但我也的确一直在修行当中。或许吸烟和禁烟，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将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修行。

（本文编辑：赵翰露 编辑邮箱：shzhengqing@126.com）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周寅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