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不住舆论压力，河北省张北县的“草原天路”终于叫停了开始不久的收费。发酵多日的事件，终于渐趋平息。

但针对问题的思考并不该结束。这不是近期唯一一项“180度翻转”的公共政策。而其留给政策制订者们的启示，恐怕要远超那50元的“买路钱”。

“社会关切”？

据河北省政府新闻办的官方发布，张北县决定自5月23日起取消“草原天路”风景名胜区收费，系“为回应社会关切，方便游客来‘草原天路’风景名胜区旅游”。

人们通常注意前半句，觉得收费政策的“得而复失”，相当程度上是被“社会关切”倒逼的结果——三周前“草原天路”宣布收费以来，社会舆论给予规模空前的质疑，令曾经默默无闻的张北县处于漩涡中心，甚至骑虎难下。

但如果仅仅迫于舆论压力而作出政策调整，尽管可视作对“社会关切”的“积极回应”，却并不是公共决策的理想状态。

民意固然重要，但绝不是公共决策中唯一重要的因素。况且仅仅“迫于舆论压力”，也未必完全代表“真民意”。

张北也许被舆论绑架了。从最早迎来骂声开始，张北方面的姿态一度空前强硬，并针锋相对给出“合法性依据”。但到后来，如潮而至的道德批判和理论批驳毕竟凶猛，招架不住，也属常情。

平心而论，舆论针对“草原天路”收费的批评，未必全是对的。尤其是一些纯粹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却没有充分理据的批判，并没有太大道理。

但这绝不意味着，收费的决策就是对的——恰恰相反，舆论压力换来的取消收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结果。只不过，它未必好在“民意”本身。

额外成本

张北的此番政策收缩，与其说是败给了汹涌的民意，倒不如说是败给了自己。

因为，这个政策即便在法律上无懈可击，其所秉持的逻辑与合理性却难以自洽。

一厢情愿地推出收费政策，且不论其合法性依据是否充分，至少当地原以为能借此发一笔“横财”的梦想，被现实狠狠地“打脸”了——据报道，“草原天路”在启动收费之后，每日通行车辆大幅减少，并直接导致前来张北县旅游的人数迅速走低，当地赖以依靠的旅游业非但没有沾到收费的“光”，反而大受拖累。

不如这样说，恰恰是这种“需求端”（车辆、游客）用脚投票的结果，成了触动张北方面作出改变的核心动力。

如是再去回顾当初的收费政策，除了决策出台的程序和理由方面存在大量语焉不详之初外，更重要的是，整个收费政策的制订推出，自始至终都站在政府部门自身的立场，秉持着“单相思”般的逻辑。

“一厢情愿”一词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当地单纯地以为，只要收费，便可以令管理压力得到减轻，便可以让环境问题迎刃而解，便可以轻松地让过路人“乖乖地拿钱来”，便可以自然地开辟出新的增收渠道……但显然，市场对此并不买账。

而决定收费的政府，非但没有以此减轻预想中的成本负担，反倒引来了新的社会成本——无论是直接造成的旅游业收益下滑，还是间接为张北造成的消极舆论影响，乃至政府部门疲于应对所花去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切切实实的“社会成本问题”。

“供给侧”

这种因决策者“单相思”带来的额外社会成本，绝不止出现在张北一地。

早先深圳等地“禁摩限电”引起轩然大波，闹得舆论差点无法收场；一度信誓旦旦要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秸秆禁烧”政策，亦在推行后不久遭遇强烈反弹。

与之类似，大大小小的政策往往都是这样，如果由政府单向逻辑主导，昔日或许畅行无阻，但如今却大不相同。它们往往在推行时变味走样，甚至事与愿违。相当程度上，它们都在应验罗纳德·哈里·科斯的断言：“直接的政府管制并不必然带来比由市场和企业解决问题更好的结果”。

道理很简单，现代社会早已不是政府一元可以主导的天下。一个好的政策，必须实现社会主体之间的协同。协同方有共识，而共识才能促成进步。

当然，对决策者们来说，科斯的另一句话或许更为耐人寻味：“对政策问题要得出满意的观点，就得进行耐心的研究，以确定市场、企业和政府是如何解决有害效应的问题的”。

将其移译至我们所处的语境之下，一种通俗的理解是，任何公共政策的出台都需要基于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多方的立场来反复权衡，以通过相对最低的“社会成本”，来换得相对最大的“社会共识”。

如前所述，现实中政府费尽心力推出政策却遭遇市场或社会冷淡回应的，着实不乏先例，而要决策者要避免“热脸贴上个冷屁股”，甚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唯有以更详实的论证和更充分的公开，来处理每一项决策。

在全社会热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当下，这其实也是公共政策亟需的一次“供给侧改革”——作为“供方”的决策者，永远不能只顾着自己想什么。“需方”的诉求一直在那里，当“供给侧”与“需求侧”无法有效对接，接踵而至的便是“用脚投票”。

“无知之幕”

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能够“用脚投票”，还算值得庆幸的事。某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领域，一厢情愿的决策一旦失算，作为“需求侧”的市场与社会往往没有选择的权利，如是而来的，便可能是越来越深的信任危机。

对一个健康运转的社会，这显然是不容发生的。而人们迫切需要知道的是，怎样让这种危机消匿无形？

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无知之幕”，大意是在人们商量做出一项社会性决断时，最好的办法是所有人都聚集在一个幕布底下，每个人都不知道走出幕布后的自己将身处何种地位、扮演什么角色，由此讨论得出的结果，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屁股决定脑袋”，从而相对公正。

“草原天路”事件发生后，不少论者开始重温“无知之幕”。现实的公共决策当然难有“无知之幕”，这是一种抽象的理想状态。但纵使是难以达成的理想状态，依然需要用实践来不断逼近。如此而来的决策，才可能趋向于“好的决策”。

逼近理想，靠制度的倒逼，也靠人的自觉。每一次公共事件之后，人们都需要对制度空间作一次再反思：到底决策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它们又能否通过制度的修补来更正或杜绝？

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好政府”来说，那种摆脱简单的“本位立场”，而更多从方方面面考虑问题思维方式，何尝不该是公共政策的决策与制订者们的共同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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