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后半期和60年代前半期，一个“老北京”的小康生活场景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早晨，起床后，就着炒肝吃一份包子或者就着豆汁吃一根油条当早餐，然后悠悠地踱到蓝天时装店取做好的西装，再到西单第一美发厅理个发，头面干净、衣着光鲜地赶到中国照相馆拍上一张全家福之后，也到了饭口，老正兴饭庄的河鲜菜或者美味斋的上海菜或许又成了他或她一大家子的首选。

上海北迁的老字号意味着“小奢侈”和“开洋荤”

上述“老北京”的一天，除了早餐是地地道道的北京范，大部分的“节目”都和上海北迁的老字号有关，这些老北京心目中倍儿有面的“开洋荤”和“小奢侈”也足以说明上海北迁的老字号已经深深地与北京人的生活融为了一体。 

上海老字号北迁是在北京服务行业百废待兴的大背景之下发生的。

曹禺先生的名剧《北京人》中有一大段江泰的台词，江泰酒酣耳热之际对袁先生吹嘘自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吃主儿”，说自己在北京各大馆子中，“没有一个掌柜的我不熟，没有一个管账的、跑堂儿的我不认识……。”江泰的这段话若按照《老饕漫笔》的作者赵珩先生分析，并不算是吹牛。因为在当时的北京，有名的馆子不过几十家，无论是中产阶级的食客还是尚能维持的旗下大爷，达到江泰的这个标准都并非难事。到了新中国建国之初，北京的第三产业大约有2万家，其中饮食业大约1万家左右，除了那几十家有名的馆子，大多规模较小、设备简陋、房屋陈旧、卫生条件差、专业水平低，还有许多食品挑子和提篮叫卖的串街小商小贩，其他生活服务业和修理业等等也是如此，总而言之，和新中国首都如日初生的蒸蒸日上的大环境是格格不入的。

1956年初，在周恩来总理“繁荣首都服务行业”的号召下，一批外地老字号陆陆续续地迁移到北京，其中上海老字号的北迁入京由于规模宏大、意义深远，还被记录到了北京地方史志的大事记当中。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照相馆、国泰照相馆、四联理发馆、西单第一美发厅、普兰德洗染公司、造寸时装店、蓝天时装店、雷蒙时装店、老正兴饭庄、美味斋、浦五房等等纷纷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北京市民的面前。

这些老字号中有在新中国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比如上面提到的造寸、蓝天、雷蒙和波纬、鸿霞、万国、金泰这7家时装店和中央办公厅附属服装加工厂合并组成了北京市红都时装公司，红都的老师傅从1956年开始就开始为毛泽东同志制作中山装，老师傅根据毛主席的脸型和身板对传统的中山装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改进，专门设计了大尖领的“毛式中山装”，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服装，也大都在红都制作。红都出品的服装，可以说是见证了新中国的内政外交的各种重大事件，直到今天，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中央的毛主席画像“身穿”的服装就是根据红都1968年的“毛式中山装”版本绘制的。

“四联理发馆”的漂亮大波浪名扬首都

而更多的老字号，则是以自己的方式融入了北京寻常百姓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浓墨重彩地书写着历史的篇章。

以其中的四联美发为例，当年，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和过问下，上海的“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四家理发名店集体迁到北京。当时这四家理发名店总共有108人，被“一锅端”到了北京，他们自己戏称是“一百单八将进京城”。现在四联美发的建店元老吴永亮师傅，就是那个时候迁来的北京，那一年他只有19岁。

老北京还记得，1956年7月27日，“四联理发馆”在王府井大街北口金鱼胡同33号正式挂牌营业。 “四联”如上所述，顾名思义指的就是四家联合，当时它的店招上在“四联理发馆”五个字之下还有一行字，写着“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四家联合”，反映出当时的经营者其实不乏品牌意识。在那个年代，北京女士的烫发只有大花、小花两个样子，端庄厚重有之，却不免过于呆板土气，四联开张，上海师傅还能在烫发基础上刷出漂亮的大波浪，更有更多时髦发型供顾客选择，而上海师傅在服务态度上也相对更加亲切、热情，开业的时候还专门配备了十把纯正的美国理发椅……一时间，首都爱美女性对“四联”是趋之若鹜。1956年8月4日刊登在《北京日报》上的10款四联发型成了不少北京女性追求的时尚风向标，去“四联”理发也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要知道，上世纪50年代，北京剪发都是4毛钱，“四联”却是8毛钱，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当时的8毛钱约略等同于现在的80元左右，而烫发当时则要2块2毛钱，价格确实不菲，无怪乎成了身份的象征。但即使如此，“四联”照样天天宾客盈门，收入低的市民平时舍不得，过年前攒钱也要进“四联”享受一回，风光一次。前面提到的吴永亮老师傅曾经对媒体回忆：自己那几年每到腊月就睡不了囫囵觉，最忙的时候一天剪发130个，烫发40多个，多劳多得，他那时候一个20 岁左右的小伙子，月收入破百元，绝对属于高薪。

十年浩劫中，四联理发馆改名为新风理发馆，烫发、卷发、包头都被禁止。直到1976年底，才“偷偷”恢复烫发。之所以说是“偷偷”，那是因为当时“文革”虽然结束，但禁忌尚在，可文艺界要对外交流，总要讲究个形象，所以文艺界的人士凭单位介绍信可以前来烫发。据说当时第一个拿着介绍信来烫发的是要出访日本的电影演员田华。

1978年9月底，扩建翻新、恢复旧名的“四联理发馆”重张营业。这时的“四联理发馆”有两层楼房，面积达到720平方米，理发座椅从原来27把增到56把，增添修眉、纹脸、化妆和制作假发等服务项目，美容概念也是此时出现，而最弹眼落睛的自然当属四台电烫机。那时正值国庆前夕，北京市民都兴奋不已，竟然出现了排队理发的热闹场景。

有个触觉敏感的日本记者甚至拍摄下了这一场景，在本国媒体上发布，原来他注意到的新闻点是——中国正式许可烫发了，这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风向标之一。

四联理发馆的烫发美发，和中国照相馆、国泰照相馆的拍摄洗印技术、普兰德洗染公司的精工织补和手工熨烫、老正兴和美味斋的江南菜系……代表着上海输出的优质服务和商业文明，与北京文化水乳交融，和老北京固有的内联升的鞋、盛锡福的帽、瑞蚨祥的绸缎、同仁堂的药等等，成为京城老字号中最靓丽的风景线。直到今日，虽然也有像西单第一美发厅这样慢慢湮灭在时间洪流中的情形，但更多的是像红都这样注册资金上亿的集团公司和四联这样历久弥新的时尚老字号。

北迁的还有上海的几大“老字号”出版机构

如果考虑到精神产品和服务层面，上海“老字号”出版机构的北迁落户北京也无疑是重要的一环。1950年,时代出版社率先迁京；1951年5月1日,世界知识出版社迁京；1953年4月, 开明书局迁京改组为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5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龙门联合书局、上海地图联合出版社、上海新音乐出版社等陆续迁往北京，实行公私合营，改组为中央级出版机构。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前身也是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创立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1948年三店在香港合并后播迁北京。这些如果一一展开，不是本文篇幅所能容纳的，就留待日后向各位读者慢慢介绍了。

俱往矣，但是这些老字号和为它们的发展壮大付出了心血和智慧的上海人，早已成为首都北京城市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题图来源：网络  组稿：章迪思  编辑邮箱：wu-chen@163.com）